中共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带头廉洁自律

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生活非常俭朴，身穿补丁衣，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开荒种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如既往，带领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生活和工作作风，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表率。他们的廉政思想以及实践活动是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认真地研究并很好地继承它，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对目前和今后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权建设更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以史为鉴，腐败必亡

反对腐败、廉洁自律、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打下江山的第一代共产党人鲜明的共同本色。

解放战争时期的朱德

获得革命胜利取得执政权的中共领袖、饱读史书的毛泽东在曙光映现之时，透过即将盛开的鲜花和满天的礼花，仿佛看到了历史的背影——李自成又骄又躁的悲惨结局。马上驰骋踏破紫禁城，弓弩得天下；下马坐镇金銮殿，却不能治天下。醉倒在酒池肉林、笙歌艳舞之中，一个推翻了腐败王朝的农民起义领袖，却被纵欲享乐、奢侈腐败迅速拖入命运的深渊。而这样的征兆已经在共产党的队伍中露头：中共党内滋长着居功自傲、停滞不前、贪图享乐等思想情绪，一些人在胜利面前背上了“功臣”的包袱，个人主义膨胀，不思进取，当官做老爷的心态和作风严重侵蚀着意志薄弱者。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和警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的《阿房宫赋》说出的正是领袖的忧虑。早在1944年11月，当毛泽东看到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指出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因腐化而失败的历史教训时，便高度赞扬他的研究工作，并写信对他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挥全党、全军，迎来了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随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引领中国革命从农村走向全国，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大转折。这时，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向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国民党夺取政权后腐化了，共产党执政30年或40年后是不是也会腐化？毛泽东向全党敲响警钟，倡导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经受执政考验，严肃告诫全党要适应由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历史转变。

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的时候，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教育全党“不当李自成”，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谆谆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清廉为政，是打江山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不二抉择。1949年11月，邓小平率领二野打入四川，部队还在常德的时候，邓小平就一再告诫大家：进城以后要万分警惕李自成进北京后的享乐思想。他组织全体官兵观看重庆川剧团改编的川剧《李自成进北京》，这出川剧让全体将士明白了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和必须艰苦朴素继续革命的道理。难在何处？难在自身，难在胜利者面对欲望的控制毅力和必须战而胜之。

1949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重庆主持召开西南局第一次常委办公会议，在决定的十项重要问题的对策中，有一项就是节约经费开支，并提出住房窗子可用纸糊，顶棚漏雨的可修，一般的不修，家具可调整，不必要买的一律不买。此后，又规定“机关使用房屋、水电要交费”，还对房屋家具维修使用保管作出了具体规定。1950年1月8日，邓小平又起草了《二野前委关于克服享乐思想，迎接新任务给杜义德同志并中共川南区党委的信》。要求团以上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随后又陆续规定：“公家会议一律不招待茶烟，只招待白开水。”

廉生威，洁生力

1949年10月下旬，彭德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身份率部来到酒泉，他非常关心进步知识分子的护矿斗争，一到就向当时的中共驻玉门军事总代表康世恩了解情况。

康世恩介绍说，玉门解放前，国民党西北公署准备对玉门油田实施破坏，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公司协理兼甘青分公司经理邹明是进步知识分子，在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的指挥下，坚决开展了护矿斗争，把一个完整的油矿交给了人民。彭德怀听后，在酒泉专门接见了邹明等人，彭德怀表扬了邹明等人艰苦奋斗、护矿有功。他对邹明说，共产党也要搞建设，大家大有用武之地，希望他们好好为人民服务，发展生产，发展中国石油工业。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

到了中午，彭德怀留他们吃饭，吃的是炖鸡煮面条。作陪的康世恩对邹明说：“彭总为了请你，专门叫警卫员炖了鸡。”吃炖鸡对于彭德怀来说，已经是很“隆重”、很“奢侈”的了，平时他吃的和战士一样，就是炒米加凉水。邹明很受感动，回去后对人说，共产党高级将领如此艰苦朴素，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紧接着，彭德怀在大会上再次表扬邹明等人的护矿斗争，并以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当场颁发“护矿功臣”锦旗。彭德怀在会上解释了共产党接收企业和人员的政策，勉励技术人员和工人为新中国的石油发展作出贡献。彭德怀的一席话，说得在场的知识分子热血沸腾，感到重任在肩，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信任。

确实，彭德怀平时极为节俭，转战陕北时，部队天天吃小米干饭，警卫员怕彭德怀的胃受不了，有一次炖了一只鸡，端着给彭德怀送去。没有想到彭德怀看到后神色严肃地问：“哪来的？”“买的。”“这是干什么？”“给您改善一下生活……”不待警卫员把话讲完，彭德怀坚持说：“不吃！拿回去！”

彭德怀仍然天天和战士们一样吃大灶，伙食只有小米干饭和白萝卜。警卫员克尽职守，但他想起组织上有交待，一定要照顾好首长的身体。过了一两个星期，他又给彭德怀做了一只鸡端去，这回彭德怀发了脾气：“你怎么又搞这一套！你干什么？！你原来是从哪个部队来的还是回到哪个部队去，我这里不用你了。”艰苦朴素，不搞特殊是彭德怀一贯的作风，在彭德怀带领下，西北野战军的高级将领们也都始终保持着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可以说，彭德怀的榜样力量，就是无声的命令。

透过饭桌见精神、看盛衰。早在1941年5月，陈嘉庚透过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宴请他的两顿“水平”悬差极大的饭，已准确估量到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前途与命运。当时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劳视察团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会见他后，便请他吃饭。陈嘉庚看了看饭菜，意味深长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因为，之前蒋介石也曾在重庆宴请陈嘉庚，山珍海味，极尽奢华；而在延安，没有餐厅，筵席设于窑洞门外露天处，一个旧圆桌面叠放在旧方桌上，用四张白纸铺盖着代替桌布，这就是共产党领袖的“华席”，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客人，惟一的荤菜是一只炖鸡。据说这只鸡还是几天前群众听说毛泽东有海外的客人要来，送给毛泽东待客的。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演讲中自豪地宣布：“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944年夏，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报告更是写得一针见血：“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的充满生机的人民政府长期并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下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而决定于他们。”

廉生威，洁生力，这样的威力，连对手都不能不由衷羡慕和折服。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在开幕致词中说：“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本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不但技术不够，就是精神也相差得太远。”1948年1月4日，蒋介石在戡乱建国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痛心疾首地表示：“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反之，中共在延安的山谷之中，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

文官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共产党人十分清楚，国民党是被内部的腐败打倒的，共产党执政了，决不能沾染国民党的腐败病，特别要注意密切联系群众，不使自己走到人民群众的反面去。国民党败在腐败，等级森严，利益集团各自为阵，人心相隔；共产党胜在吃苦在前、以身作则的清廉品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水乳交融，人民才会用肩扛背驼和小车推出了东北决战、淮海战役等等一个又一个胜利；共产党有巨大的凝聚力，与社会各阶层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有团结奋斗坐天下的执政资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严格要求，以身作则

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共产党领导人从自身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1950年2月26日，毛泽东首访苏联回到国内，同行的有周恩来和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等。毛泽东想在沿途的哈尔滨、长春、沈阳作短暂停留，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并亲自看一看。

毛泽东特别反对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的官僚做法。在长春，戒严清道。毛泽东坐在轿车中看见大街小巷没有人影，便问当地领导：“为什么街上一个人也看不到啊？”这位领导撒谎说：“现在正在吃中饭。”毛泽东打趣说：“噢，老百姓行动这么一致，比军队还整齐啊！”后来，毛泽东知道了真相，批评说：“你们在说假话，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

1944年，毛泽东（左）和彭德怀在延安。

在沈阳，毛泽东接见并听取了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以及沈阳市领导的汇报。晚上，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请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吃饭。毛泽东一进餐厅，脸色顿时沉下来。宴席太丰盛了，各种东北特产应有尽有。碍于客人在，毛泽东没有发火，礼节性地让胡志明多吃多喝，自己只象征性地喝了几口葡萄酒，吃了点饭，便放下筷子，吸起烟来，眉头越皱越紧。饭后，毛泽东来到会议室，当着大小领导的面批评高岗宴席太铺张、太浪费。他板着脸，厉声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我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胡吃，这么奢侈，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当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毛泽东心情沉重。从哈尔滨到沈阳，看到了部分领导干部的享乐问题，他感到忧虑。第二天，在东北局、辽宁省和沈阳市的领导干部大会上，毛泽东又着重把吃饭的事提了出来，说：“这次，我和恩来等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但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嘛！”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从1952年到1962年，毛泽东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服。他只有两件睡衣，棉被缝补了多次也不肯换，一直用到去世。毛泽东住中南海的房子要交房租，用液化气也要交钱，伙食开支从不走公家账目。

1918年7月《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毛泽东撰写创刊宣言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革命的道理就是这么朴素，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就是为了“给人吃好饭”，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广大民众，凝聚最强的力量。成于俭朴败于奢，领袖的严于律己与他们的凌云壮志之间有着一种朴素而深刻的关系。

当年在中央苏区，中共高级干部在生活上与群众一样，没有任何特殊要求，那时吃的是包子饭，即把米预先分好，放在一个小蒲草包里，煮熟后每人发一包。没有多占一星半点，菜是一点青菜，加一点盐，每人一小盘，一律平等。革命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给自己定的吃饭原则是：每顿饭不超过三菜一汤。饭桌上的常见菜是辣椒、扁豆、空心菜、菠菜、芹菜等，荤菜则是苦瓜炒肉丝、黄瓜炒肉丝、木耳炒肉片等，由食堂交错安排（“三年困难时期”，改为一菜一汤一小碗饭），毛泽东的主食一般就是掺着小米的红糙米或几块芋头。毛泽东喜欢油水大的食物，平时喜欢吃猪油，爱吃红烧肉，但并不是顿顿吃，一周只吃一次，每次不过两三块。海参、鲍鱼、大对虾、燕窝、鱼翅、大熊掌这些高档滋补菜，毛泽东从来不会同意端上饭桌。

有一次，警卫员叶子龙见到毛泽东主席工作了一昼夜，自作主张通知食堂给主席加一道菜，毛泽东却原封不动地把那道加的菜退了回去。

一点一滴，一米一汤

廉自何来？就来自于平时的一点一滴，一米一汤。朱德总司令战功卓著，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无论担任何等职务依然保持本色，没有任何奢侈行为，他常说“粗茶淡饭最相宜”。他与夫人康克清及一位厨师3个人每月的伙食费总共40多块钱，相当于一位县乡干部的生活水平。

朱德的伙食基本上是一盘素菜、一盘少肉的荤菜、一小碗汤，外加一碗米饭。朱德喜欢在米饭里掺杂粮和山芋，而且吃山芋不吐皮，他常常打趣说：“我消化得了，扔了太可惜了，长征途中就是这么吃的，已经是很好的伙食了，扔了浪费嘛。”朱德喜欢自己动手腌泡菜和泡海椒，吃起来津津有味，每餐必放上一小碟，他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若是来了客人，就加两个素菜，或者加几碟自己做的泡菜。

朱德特别怀念当年在云南时吃的“马豆荚”“苦刺花”等野菜。后来到云南调研，当工作人员说有这两样菜时，他非常高兴。回忆当年的艰苦生活，朱德声音宏亮地说：“苦刺花是云南特有的野菜，非常鲜美，要用昭通酱炒，非常好吃啊。”结果，在云南期间，朱德是餐餐野菜香，他大口吃着红薯，吃着野菜，饱含深情地说：“野菜是当年的救命菜，革命菜呀。”

1964年，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中）到地方视察。

当地领导觉得朱德伙食太素淡，指示厨师要改善伙食。一天，朱德发现桌上端来的不是野菜，而是“燕窝煮鸽蛋”，他理解当地同志的好意，将服务人员叫来，十分委婉地批评说，千万不能搞这类高档的东西给我吃，要多看看、多想想，工农群众现在的生活还是很苦的。工作人员说：“这是省里领导的批示，您老年纪大了，工作繁忙，怕营养跟不上，不好交待。”朱德想了想说：“做了不吃也浪费，这样，燕窝钱我来出。只此一回，下不为例！”

省里领导听工作人员汇报说朱德吃了燕窝，很高兴，但工作人员没敢将朱德的“警告”和付钱的事作汇报。过了没几天，省里领导考虑朱德应该有规律地增补营养，就又指示工作人员给朱德做燕窝，工作人员做好后硬着头皮给朱德端过去，这回朱德一看，动了怒，一口饭也不吃。“每个人都要锻炼吃苦，要有朴素作风。人们都是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是朱德说过的话，直到他去世前，他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处处自奉节俭，他的朴素作风，不只是他身边的人称道，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口皆碑。

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当时有“南陈（独秀）、北李（大钊  ）、两湖毛（泽东）、董（必武）”之称。董老待人接物，极宽厚恳挚，平易近人，自奉俭约，一生践行“吃饭决不能铺张”。

1964年，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到大连，发生了一桩“罢宴”事件。那天，董老去视察旅顺海军基地，看到海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兴致勃勃，心情也很好。中午，海军部队招待董老吃午饭，他在海军负责人的引领之下走进餐厅，一看到餐桌上摆满了酒菜、海鲜，不声不响地就径直穿过餐厅，走上楼梯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把房门一关，不出来了。大家站在董老房间的门口，面面相觑，不敢贸然地去敲门。过了没多久，董老的秘书推开门，对大家说，中央明文规定，待客不得大摆宴席，为什么还要摆这么丰盛的宴席，董老说，不把酒和贵重的菜撤掉，他今天中午就不吃饭了。基地领导急忙向董老说明，饭菜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就只是一些海味，不花钱，都是战士们训练时顺带从海里打捞上来的，并不是浪费。董老听了这番话，并没有被说服，他说，他得按国家对领导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至于战士们改善生活，他不反对，但改善生活与摆宴席是两回事，这样搞，会吃坏作风的，这样的宴席他是坐不住的。基地领导人被董老的精神和原则性所感动，只得把酒和菜撤走，只留下少量的海鲜。

1950年代，陈云作为中共和国家领导人，身居高位但两袖清风，在生活待遇方面坚决反对搞特殊化。他一日三餐的伙食标准是：早饭吃稀饭，馒头、花卷、咸菜；午饭、晚饭炒一个蔬菜，炒时菜里加一点肉末，纯荤菜是没有的。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同志开会或办公，中午常在一起吃饭，就是四菜一汤，以素菜为主，所谓荤菜就是肉末炒白菜。

1949年，陈云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办公机关的取暖设备坏了，机关准备了电炉，但陈云经常穿着大衣办公，却不开电炉。工作人员不解，他说：“那个东西很费电，白白烧在那里很浪费。没有特殊需要，就尽量少用或不用，我穿大衣办公习惯了。”只有苏联援华专家组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来找陈云商量工作时，陈云才会叫工作人员开电炉。

陈毅元帅也是谦虚自律、廉洁奉公的一面鲜明旗帜。他出任刚刚解放的上海市市长时，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战争造成的破坏，使上海人民的生活面临巨大困难。陈毅在大会上动员说：“要靠我们党员干部自己首先紧缩，拿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来克服困难。”于是，他将自己的警卫人员从16名减为6名，还带头到机关食堂去吃大灶，为各级领导做出了表率。上海驻军仅一个月就省下20万石军粮，大大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不到一年时间，上海的工业生产、人民生活恢复了正常。

谦逊自束，坦荡襟怀

反腐倡廉，必须要有“谦逊以自束”的清醒意识和道德自觉，决不能高高在上。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6条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禁止歌功颂德现象。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始终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对突出他个人很反感、很反对。1950年5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市中心修建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在该年5月20号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只有讽刺意义”。湖南省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要修缮毛泽东主席的韶山故居，并要新修一条通往故居的公路，1950年9月，毛泽东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

初进上海的陈毅、张茜夫妇

《东进序曲》描写的是抗日战争中陈毅所部挺进苏北，巧妙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开辟新根据地的事迹。剧中有一句台词是：“陈毅真有大将风度。”陈毅应邀观看《东进序曲》后，认为这句台词不妥，他对文化部门的有关领导说：“你怎么能让剧本写出这样的话呢？你让我陈毅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请你和作者商量一下，一定要把这句台词改掉。”事隔几天后，他又找到那位领导说：“《东进序曲》中，从始至终都不要提陈毅的名字。”

        陈毅任上海市长期间，在这个灯红酒绿的东方大都会，他的孩子们穿的都是旧衣服，年纪大的孩子穿过了，年纪小的孩子接着穿，连夫人张茜也是穿打补丁的衬衣和袜子。张茜患病住院时，因为衣服上有多块补丁，医护人员根本没有想到她竟是文武双全、赫赫有名的陈毅市长夫人。1959年，陈毅回四川家乡，正赶上家乡新建的一座石桥竣工，乡亲们要把石桥命名为“元帅桥”。陈毅得知后立即阻止，他诚恳地说：“我陈毅算老几？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我来取个名吧，叫劳动桥。”

谦逊以自束的根本目的是清廉为政，与人民群众，与革命的同盟者始终心手相连，心心相印，不损害、不失去联合的强大力量。解放初，董必武住在东城锡拉胡同，房子不大，办公室也只有十四五平米大小，机关管理局的同志要他搬进中南海，他婉言谢绝，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如果搬进中南海，原来重庆、上海的党外老朋友要找我，就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了，这对工作不利，现在总理工作很忙，在统战工作方面我能分担一些的，就应该多分担一些。

董老与党外民主人士的交往很多，他很注意礼节，不卑不亢，主动热情，团结教育。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是共产党，在民主党派面前不能妄自尊大”。董老与民主人士见面，一般都要向他们行拱手礼，尊称他们。一次与党外民主人士开会后，工作人员对他说，在座的除了张澜、沈钧儒，其余都是年青人，您称他们“各位先生，兄弟……”不合适，董老说，“他们都称我为‘老’，我也不能自负嘛，称兄弟不是更亲切一些吗？我们要做工作，就要舍得放下架子，切忌妄自尊大。”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础是群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秉持革命战争年代和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极为珍贵的鱼水深情关系和打成一片的平等观念，在他们心中，始终警惕着与群众脱离、割离的“危险性”，这样的事决不能任其发生。1956年之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去游北海公园，见园门高挂着“休息”的大牌子，正迟疑间，他被迎进了门。彭德怀进园后发现没有游人，询问是什么情况，原来是警卫部门为了他的安全，决定“闭园接待”。彭德怀大怒，厉声质问道：“为什么要这样？你们这是叫我们脱离群众！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绝对不能有！”

谦逊以自束，同时也包括严格地约束家人、亲友和身边的人。作为中共领导人，严格约束家人、亲友和后代可能产生的娇贵之气，不让其有滋长可能。1952年6月11日，中共北京市委针对干部子弟学校待遇的特殊化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学校合一。”

毛岸英、毛岸青吃饭时将饭粒掉在桌上，毛泽东立即让他们捡起来吃掉，并时常让他们背诵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教育孩子们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明月一夜为良友，诗书半榻是严师。”这副对联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写照，他一直要求子女多读书，读好书，并要他们投身实践，从人民群众的实践知识中汲取营养，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告诫子女要自立自强，不要依赖父母，要靠个人努力闯自己的前途。

毛泽东反对攀龙附凤，任人唯亲。《毛泽东书信选集》共收录了372封书信，其中写给家乡亲友的有几十封之多。每当亲友们提出希望毛泽东给予关照、安排工作的要求，毛泽东总是谆谆教导：有困难找组织解决，按规定去办。同样，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在谦逊以自束上没有半点含糊。重庆解放时，邓小平的弟妹们就满怀喜悦和希望来到重庆，要身居要职的大哥安排工作。邓小平热情接待了他们，听明来意，脸色倏然沉重，严肃地对他们说，共产党的工作从来不是白给的，也不是私人关系可以安排的，组织首先要进行政治历史审查，合格了才有资格参加革命工作。你们应该去考干部学校，考上了就有机会参加革命，没考上就自谋出路吧。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兼任中财委主任，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当年在中财委联络室工作，陈云身边年轻俄语翻译李越然从来没见过她搭陈云的车去机关，很不解，认为这是顺路的事，为什么不可以搭搭车？陈云秘书告诉李越然，陈云对家人要求极为严格，有“几不准”：家属子女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的文件，子女不许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实行供给制时，还严格规定子女不许与他一起吃小灶。他特别向于若木交待：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他们从小就像普通人家的子女一样生活、学习。

确立制度，接受监督

领导干部恪守廉洁自律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坚实基础和不衰生命力，也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强有力的精神感召。由此，一系列制度的出台和坚决执行，才会具有震慑力，构成全社会的廉洁文化和倡廉价值观取向。

解放初，经过大量调查和侦讯，查出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有严重贪腐行为。毛泽东起草了转发华北局关于刘、张大贪污案查处情况报告的批语，明确了严肃处理开国第一大案的重要性：“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前，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利用刘张案件，维护党的事业，挽救犯有腐败错误的干部。

1950年4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国家现金管理规定》。同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禁止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批示》，对违反者视其情节严重，分别予以征购、没收等应得之处分。其关系重大者，可冻结物质和现金，报请上级处理。11月，国务院又颁布了《财政部设置财政检查结构办法》，规定了国家现金与票据的管理办法。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规定：“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

1952年4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罪的惩治作出明确规定：“对于每个贪污分子判刑，必须根据事实与证据，实事求是地、客观全面地加以分析研究、公开判刑，作出正确的结论。必须反对粗枝大叶、马虎从事、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不注意调查研究、不依据事实证据、不让贪污分子讲话、不敢公开审判、仅凭主观片面的推测和估计即作结论的错误做法。”该条例成为几十年来我国制定贪污贿赂犯罪法律的参考依据。同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对个人、集体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的处理作出了规定。

1952年8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财经部门增加专司政治工作的副职的决定》。各项财经监察制度的制定与初步完善，使财经系统的工作人员受到了严格的经常的监督检查，大大减少和防止了消极怠工、贪污贿赂和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

1953年10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了《关于党政军群负责人视察、参观、休养、旅行时，地方负责人不许接送、宴会和送礼的规定》，从厉行节约，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出发，提出要求：今后各级政府、军队、党派、团体的各系统的任何负责人，凡赴各地视察、参观、休养或旅行时，当地负责人一律不许接送、宴请和送礼。

制度的重中之重就是“民主”——“群众监督”。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要跳出“执政——腐败——垮台”周期率的基本途径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赋予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对于打击或者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在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立即成立监察委员会。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进一步规定了党的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以及职权范围，并指出任何中共党员和中共组织，必须受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察。

摒除私利是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只有始终保持这一本质特征，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要和群众在一起，“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服务于民、不谋私利，既为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同时也关乎共产党的宗旨，从某种意义上讲，清廉是共产党人的特色和特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