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档案馆里，有一封周恩来在领导南昌起义队伍向广东行进中写给党中央的军事绝密信函，这封穿越了战火硝烟的信件传送的背后，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机智和忠诚。现在成了研究八一起义部队南下的珍贵史料。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几天之后，起义部队南下。8月底在壬田，起义部队遭到敌人一个师的阻击，经顽强抵抗，将敌人击溃，并占领了瑞金。在瑞金休息几天后，部队于9月上旬到达福建西部汀州。

来自广西的陈宝符和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黄日葵等，跟着吴玉章领导的秘书厅工作人员，随起义部队在当地找了一家丝竹店住下。第二天，前委书记周恩来到陈宝符的住所，单独找他谈话。周恩来说：“宝符同志，照目前形势看，我们打到汕头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让你去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送一个密件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文件内容是请中央与共产国际商议，让苏联运一些武器到汕头来支援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一任务。”陈宝符郑重地点了点头。周恩来把信件交给他，并给他200大洋作为旅费，叮嘱他说：“你是个胖子，可以化装成商人前往。”向他交代了接头地点和方法，让他将用药水写在普通的毛边纸的密件装在上衣的口袋里，为安全起见，与草纸混在一起。

陈宝符次日换装出发。他在长汀坐上小竹筏，顺江而下。沿江滩多水急，乱石满布，十分危险。一天之后，他换乘小船，到达上杭县城，一上岸就遭到国民党特工搜查。他口袋里有一支进口派克钢笔，引起了怀疑，敌人将他逮捕，说他是共产党的侦探。晚上，特务对他拷打用刑，但他依旧神色不变。他见特务私下讲客家话，便也用客家话再次说自己是一名商人，在店里当店员兼会计，笔是记账用的。敌人关了他一晚上毫无结果，第二天一早没收了他的钢笔，并准备拉他出去枪毙。但刚走出大门，负责押送的两个士兵打了他几巴掌，就把他放走了。他不敢停留，立刻坐船到汕头，再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小轮船前往上海。

经过一个星期的跋涉，陈宝符来到上海，在广东人开的太安客栈住下。次日，他向接头地点——黄浦江边的上海报关行走去。进门后，陈宝符用暗语询问报关行里的柜员，那人张嘴就回骂了一句上海粗口话。陈宝符情知不妙，不动声色转身便走。虽然成功脱险，但任务没有完成，他心急如焚，只好先在上海住了下来，另寻方法联系党组织。苦苦寻找中，他碰到了本县人陈英，一个在上海群治大学读政法的学生，经试探，知道他也是共产党员。经陈英联系，陈宝符与中共沪南区委书记陈公栩见面。陈宝符在北大读书时就认识陈公栩，两个人互对了暗号，确认无误后，第二天陈宝符才放心地把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陈公栩，请他转交党中央。经过大约半个月的周折，信函终于送达中央。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写的这封信，说明了南昌起义以及南下进行瑞金、会昌两次战役的战况，提出即将向潮汕进军。因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很多，部队给养困难，急切请求中央及共产国际尽快给予补充弹药和经费，并派外交、军事相关人员前来潮汕支援起义军。

中央收到这封信后，即刻研究，随即派张太雷赶到汕头，传达中央指示，指导下一步工作。

而关于请求苏联援助问题，9月27日，张太雷致中共中央紧急信谈到：“汕头帝国主义兵舰在汕有五只……汕头口岸甚小甚危险。敌军舰常在海口检查，请注意，并通知毛子。”有一天，陈宝符看到《申报》和《时事新报》等上海报纸上登载消息，说有两艘不明国籍的船只，装着沉重的货物驶向汕头，但共产党军队已经撤离汕头，这两只船没有靠岸，便往回走，向公海驶去，去向不明。

这封信事关起义军存亡，必须尽快安全送到党中央。起义军撤离南昌的当天，周恩来即以前委的名义派人向当时还在武汉的中央送了一份报告，一直杳无音信。这次要将绝密信函送往已迁往上海的中央，还不知道具体地址在哪里，沿途敌人关卡重重，而且有特务、宪兵、民团、警察等，因此送信的人，不仅要党性强、意志坚定，而且要灵活机警、有勇有谋。南下部队成千上万人，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指派陈宝符送信，是经过深思熟虑，向黄日葵打听后才作出的决定。

周恩来1924年秋回国后，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黄日葵是广西第一个共产党员，1920年3月即与邓中夏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5年11月被派到广州，任共青团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并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秘书，参与领导广东及全国青年运动，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党内，被中共广东区委委派为特派员，负责领导广西工作。因此在广州，两人已认识。

陈宝符曾在北京大学做过党的秘密工作，对上海的情况也熟悉，会讲白话、客家话和普通话，个子高大，装扮成商人挺合适。南昌起义前夕，陈宝符抵达南昌，住在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工作是收集全国各地的来信，随后在革命委员会中进行宣传工作，并以广西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见证了南昌起义政权机构的成立。此后，他随起义部队一路南下，进驻福建汀州。因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与这次使命，后来很多资料把他当作革委会宣传委员及周恩来秘书。

陈宝符又名保苻、居玺，1899年生，广西平南县思旺区镇西乡上邓村人，父亲陈敏生是清朝秀才，思想进步，曾为同盟会会员。陈宝符幼小即破蒙，既读儒学，又学新学，在其父督促下每天天未亮即起床读经书。高等小学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平南中学。1920年未毕业，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受同学黄日葵的影响，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升入哲学系，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由黄日葵、李国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东城支部书记、北京市委宣传委员，受委派办党员训练班，期间还参加北京的反宗教大同盟、民权运动大同盟。东城支部以北京大学的党员为主体组成，亦称北京大学支部，陈宝符是第六任书记。1925年，他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与中共党员苏大经等人筹办一间平民学校，为此常去苏联大使馆租影片返北大放映，以筹集办校经费。读北大期间，黄日葵和谭寿林、陈宝符等还创办了《桂光》半月刊，寄回广西机关、学校。

1926年，陈宝符北大毕业，中共华北区委把他介绍到广州黄埔军校工作，期间他就住在黄日葵家。同年8月，他与黄日葵等被派回广西。陈宝符任第七军政治部少校军事组长，协助黄日葵工作。他编辑《士兵生活》周报，宣传官兵平等、军队是革命的工具而不是军阀的私产等思想，很受士兵欢迎。他还到广州购买《三民主义浅说》和士兵读本等数万册，回来分发给军队。革命的道理和有效的宣传，使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

因担心共产党人影响，1927年2月，刚过完春节，黄绍竑就以前方需要人为名，把第七军政治部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包括黄日葵、陈宝符等30多人送往北伐前线，到安徽芜湖后分往桂军各部。陈宝符先到上海，投奔在东南大学任教的族叔陈征纲，不久到武汉任军事当局少校军事组长。4个月后，武汉汪精卫公开分裂，党中央命令共产党员集中南昌待命，陈宝符因此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

送完信后，沪南区委安排陈宝符在福建人办的全漳中学，以教书为名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不久，他转到陈望道主持的中华艺术大学教哲学史。在此期间，他返回广西一次。陈宝符再到上海时，族叔建议他去日本留学。家里卖田和在亲友处筹资，最后送他去法国学哲学，主修辩证法，从此脱离了党的关系。在法国学习7年，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1936年，陈宝符从海外返南宁，在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担任哲学史教师，国民党政府聘请他为参议员、编译局编译委员。他写了一本《欧游印象记》，还编了《广西大事记》《戍大甫》两本书。马君武任广西大学校长，邀他去西大任教，先为一年级主任，后任训导处长。1948年，广西国民党省府欠了教师薪饷和学生津贴，师生游行抗议，国民党认为是陈宝符带的头，怀疑他是共产党员，把他列入通缉名单。陈宝符事先获知消息即逃往桂平，在浔州高中任教。桂平将解放时，国民党县长梁桐要挟他代理县长，陈宝符坚持不干。

解放后，陈宝符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说自己留法六七年，法文好，毛遂自荐，愿从事翻译工作。周总理叫人事部门复信：革命工作到处要人才，不一定到北京来，由当地按照需要和可能安排。省政府遂安排他当浔中校长，3年后广西文史馆任馆员，南宁二中任教师，后调自治区图书馆。1988年6月在南宁病故，享年89岁。 

南昌起义南下后，为红军向上级报告有关情况的，还有来自桂林的阳心畲。

阳心畲是广西籍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员中在战斗部队里职位最高者，时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政治指导员（后称党代表）。起义那天，聂荣臻来到七十三团部，向二十五师传达了起义决定。七十五团的团长李江不是共产党员，但3个营的营长都是共产党员，所以起义消息不告诉团长，只发动该团3个营起义，而阳心畲发挥了重要作用。起义胜利后，汪精卫命令张发奎、朱培德向南昌进攻，根据起义前委会指令，8月3日至5日，起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按原计划向南挺进。起义部队奉命南下，在会昌等地曾打败敌钱大钧部4个师。

保留下来的起义部队，1927年9月到达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前委决定第二十五师拨归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留守三河坝，抗击追击之敌，掩护起义主力军挺进潮州、汕头。在三河坝战斗中，七十五团驻龙虎坑一带，当敌军再次进攻笔枝尾山时，守卫山顶的第三营营长蔡晴川带领战士坚决反击，全营官兵英勇牺牲，无一生还。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朱德等率部队撤出，10月5日到达饶平茂芝村，驻扎休整。由于没有注意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起义部队在广州潮汕地区遭强敌围攻，起义宣告失败。朱德等遇到了从潮汕撤退的起义军余部200余人，才知道主力部队已经失败。7日上午，在村里的全德学校召开团级以上干部军事会议，周士第、李硕勋、黄治声、陈毅、阳心畲、孙树成、王尔琢、粟裕、毛泽覃等20多名军事干部与会。会议纠正了悲观情绪，并作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奔向湘南”的决策。10月中旬，朱德率领的起义军部队进江西，转战赣南坚持游击斗争。

饶平会议后，一些资料说阳心畲下落不明。其实是他辗转到香港，于11月4日向广东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才知道朱德部队情况。当时，二十五师的中层干部纷纷离开部队。队伍到达大余县，周士第、李硕勋也去与广东党组织、党中央联系。

同年冬，阳心畲等在桂林籍中共党员、曾任周恩来秘书、广东军委和广州军委负责人黄锦辉的领导下，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11日参加了广州起义。由于敌强我弱，广州暴动失败。在广州难以立足，他与魏伯刚等人于1928年初秘密潜赴上海，向原中共广西党组织负责人黄日葵、谭寿林等汇报情况。

1928年初，党中央派广西籍党员阳心畲、魏伯刚等人回广西开展工作。临行前，由黄日葵召集留沪的广西党员召开谈话会，并将座谈中形成的关于广西工作情况和建议，向中央作书面报告。

这次和阳心畲同时回广西的魏伯刚，曾用名魏伯冈，广西桂林人，毕业于广西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4年经黄锦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8月1日在武汉与白志侪结婚，因连接3封电报，催促速返南宁，便于婚后第五日先送妻子南下到穗，转奔南宁任教导总队政治教官。12月参加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七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七军军委秘书长兼军直党委书记。魏伯刚到江西苏区之初，仍时有家书往来，曾于信中预拟子女名号为“菲莉”，以示重义轻利之意。

阳心畲此后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1年底，周士第出狱时，他还冒险去接。周士第出来后，继续联系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阳心畲等，积极开展反蒋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