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洲

　　在城里住到第十几个年头，我自以为已是个城里人了。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开会能讲，笔杆子不错，吵架也不吃亏。那天在菜市场，人堆里忽然飘来了一句：“这黄瓜嫽得太！”我浑身一紧，脚就钉在了原地，回头去找，是个黑脸汉子，正跟摊主讨价还价。我不认得他，他也不认得我，可我盯着人家看了半天，像撞见了一个远房亲戚。

　　我没忍住，凑上去，也用土话问他这瓜多少钱一斤。话一出口，我俩都愣了一下，接着都笑了，隔着菜摊蹲下来，你一句我一句，问是哪个县的，离我家几道梁。旁边买菜的听我们说话，像听两门外语。就那么三五分钟，我心里头一直绷着的那块地方，松了。临走谁也没留谁的名字，可那一整天，我脚底都是热的。

　　就这么一句土话，把我几十年的道行全破了。

　　我的老家在山里，那儿的人说话是带土的。纸上一个“吃”，到我们嘴里分三六九等，小口抿叫“尝”，放开了才叫“咥”。蹲不叫蹲，叫“圪蹴”。一碗包谷糊汤捧在手，圪蹴在门槛上，呼噜呼噜咥下去，咥得满头冒汗，那才叫吃饭。好不说好，说“嫽”；问人“是不是”，说“得是”；让你吭声，叫“言传”。太阳是“日头爷”，月亮是“月婆婆”，连死都不说死，说“殁了”，软软的一声，像吹熄了一盏灯。

　　在我们那儿，连时辰、方位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傍晚不叫傍晚，叫“擦黑”；刚才叫“才刚”；那边叫“兀搭”。疼娃有疼娃的叫法，骂人有骂人的糙话，连推辞，都要绕个弯子说句客气话，笨笨的。可就是这些笨话，把日头、庄稼、牲口、祖宗和一锅热饭，全捆在一处。你认下一个词，就等于认下了这个词后头那一整套活法。

　　这些话，土是真土，土得掉渣。小时候不觉得，进城头几年还嫌它，怕一张嘴就露了底，叫人听出是山里来的。我跟着收音机练舌头，把“饿”咬成标准的去声，把后鼻音一个个扶正，像把地里歪倒的庄稼一棵棵培直。练到后来，果然没人再问我是哪儿人了。

　　头一回带着这副新舌头回老家，是个年下。发小围上来，我才说了半句，他们就笑，拍着大腿说我“撇洋腔”，说我“嘴里像噙了个热红薯”。我娘在灶房听见，探出头，看了我半晌，只说一句：“你说咱的话。”

　　那顿饭我到底没改过来，舌头硬着，一顿饭吃得别扭。夜里躺在土炕上，我才觉出不对劲：我在自己家里，倒像个借宿的。

　　后来在城里安了家，生了儿子。儿子生在高楼底下，长在普通话里，老家的话，他一句不会，也听不大懂。前年带他回去，他奶奶，弯着腰，端出最好的东西，一嘴土话哄他，叫他“命蛋蛋”，说“来，咥一口”。儿子直往后躲，仰脸问我：“爸爸，奶奶说的什么呀？”

　　我娘举着勺子的手，停在半空，半天，慢慢收回去，改用她那半生不熟、咬得很费劲的普通话，说：“奶奶叫你——吃饭。”

　　那一下，我心里某个地方塌了。我原先以为，故乡是村口的老槐树，是窑背上的烟囱，是一眼老井。这些年才慢慢明白，树会砍，井会填，连村子都能整个推平了盖楼，唯有一样东西带得走，也灭得快，就是家乡话。我爷爷那一嘴话，传到我爹，剩了八成；传到我，半土不洋，剩个五成；等传到我儿子，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到那时候，“圪蹴”“咥饭”“嫽得太”“殁了”这些词，世上再没人拿它们当日子过，它们就真的殁了。你看，连“殁了”这件事本身，都得用土话，才说得出那个味。

　　这些年回去，巷子里一年比一年静。青壮年都走了，会说全套老话的，是墙根底下一排老汉老婆，晒着太阳，人一年少过一年。前年还指着天教我认星宿的五爷，去年也殁了。他一走我才发觉，有些话，这世上再没人那么说了。

　　人常说乡愁是一缕炊烟，我看不是。炊烟风一吹就散，散了下一顿还能再生。乡愁是压在舌头底下的东西，平日藏着，你自己都忘了它在，可只要耳边飘来半句乡音，或者半夜里一惊、一急、一疼，它腾地就顶上来，比什么都快。脚走得再远，舌头认得回去的路；户口迁得走，房子搬得走，唯独这一嘴乡音，是娘喂第一口饭时就拌进去的，剔不净，也刮不掉。

　　昨夜做了个梦，梦里全是老家的山、老家的人，说的全是土话，顺溜得很，一句磕巴都没有。醒来屋里黑着，窗外是这座城千万盏灯。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在梦里，是说着家乡话的。

　　原来我把整个故乡，都含在嘴里，一直这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