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炼

　　前阵子整理书柜，一本泛黄的剪报本“啪嗒”掉在地上。捡起来，“2003年”的字样清晰可见，里面贴满了我当年给报刊写的读者来信。铅字密密匝匝，藏着刚参加工作时的“愣头青”模样。如今再读，恍然发觉，人生的伏笔往往藏在最朴素的坚持里。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乡镇小学当乡村教师。学校条件简陋，教室漏风，宿舍斑驳。课余，我喜欢提笔记录田间地头的见闻。每逢圩日，总揣着相机在街头找新闻素材。听得最多的，是乡亲们的念叨：“几时能翻修这个旧市场？卖菜蹲在路边，下雨天一脚泥水，太不方便了。”年轻气盛的我见不得群众受委屈，心想光念叨没用，得让更多人知道。

　　于是，家访时我顺便把小本本拿出来，一条条记下大家的诉求，晚上在灯下整理成文字。那时不懂技巧，全凭一股劲儿，写的都是大白话、实在事。第一篇反映村里盼修路的稿子投给《河池日报》，竟在《读者来信》版刊发了。看着文字变成铅字，我欣喜若狂。

　　从此，我成了乡里的“记录员”。学校缺设备、村民盼建文化活动中心、农田灌溉出问题……只要乡亲反映，我都记下来写。稿子越写越多，《广西日报》《人民日报》也刊过。印象最深的是《凤凰群众急盼扩建农贸市场》见报后，县里很快下来调研，当年市场就翻新了。开业那天鞭炮齐鸣，乡亲笑开了花。我走在人群中，满心自豪：原来文字真能帮群众圆梦。

　　因为敢写敢言，报社编辑怕我得罪人，给我起了“过路人”“鸣不平”等笔名。偶尔有熟人劝我“少管闲事”，但我总觉得，群众的事没有闲事，为他们发声是光荣的。

　　没想到，这些“打抱不平”的稿子，把我“写”进了县政协。2001年的一天，学校突然接到电话，让我去县政协参加写作座谈会。我吓了一跳，惴惴不安地赶到。会上，时任县政协办公室主任黄甫庭递来一个红本本——竟是聘书，上面写着“聘请黄炼同志为县政协社情民意信息采集员”。

　　我懵了，散会后赶紧拉住黄主任问：“我只会写读者来信，这采集员要做什么？”他笑着拍拍我：“你写的那些都是群众的心里话。我们找你，就是让你把这些话收集起来，不光反映问题，还要琢磨解决办法，报给我们。这是给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搭一条‘悄悄话通道’。”

　　接下来两年，我成了县政协办公室的“常客”，每次带去五六篇从乡亲那儿收集的诉求。黄主任耐心帮我修改，教我怎么突出重点、提具体建议。那时我只觉得能把话传上去就挺好，像个“民意搬运工”，却不知这些“干货”正是决策的重要参考。

　　后来，我从学校调到宣传部门，又成为《河池日报》记者，穿梭在河池的山山水水间，专挑群众关心的事写。除了见报的新闻，还通过各种形式反映问题。比如《教师体检政策为何叫好不叫座？》直击政策落实痛点，引起市委重视；《扶贫电视哪能拿来拍卖？》曝光乱象，责任人很快被查处；《彩条布下的小学》等报道也推动了一批民生问题解决。

　　跑新闻是“拼命”的活儿。曾徒步两小时进偏远瑶寨，见孩子在漏雨教室、木板桌、石头椅上学习，我蹲在泥地上记录细节；晚上借宿群众家，就着昏灯写稿，蚊子围着手脸叮咬。那股劲头，全来自于想为群众解决问题。

　　如今，我在市政协研究室负责社情民意信息审核工作。从写稿人到审稿人，身份变了，责任更重。每次审稿，都要逐字看表达清不清、问题准不准、建议实不实，不能马虎。

　　常有人问，社情民意信息和读者来信、新闻报道有何区别？我说，读者来信是“大声喊”，让公众知晓难处；新闻报道是“客观说”，讲清来龙去脉；社情民意信息则是“轻声说”，把群众的心里话精准传递给党委、政府，供决策参考。

　　有人称我为“老兵”，从采集员到审核员已二十多年。但我总觉得自己仍是“新兵”，因为民生问题层出不穷，群众诉求也在变，必须不断学习、调研。如今下基层，我还是爱揣小本本，和乡亲拉家常。一次调研中，群众反映留守孩子周末成群骑共享电动车，险象环生。我立刻记录，随后提交了加强管理的建议，推动了相关整治。

　　回望二十多年，从“过路人”“鸣不平”到“采集员”“审核员”，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替群众说话、为群众办事”的初心。我常对同行说：“写社情民意信息，无需‘高大上’或刻意煽情，只要写出真实诉求、提出实在建议，就是好信息。这项工作要求朴实、真实、管用。”

　　人生仿佛一场漫长的倾听与传递。从揣着小本在圩市记录念叨，到带着调研本深入基层打捞诉求，岗位在变，身份在换，不变的是对“人心”的敬畏。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期盼、被忽略的困扰，从来不是“闲事”，而是构成生活的基石。为民发声的底色，往往是“盼修路”“愁市场”“忧孩子安全”这些朴素的心愿。将其一字一句记下、传出，让沉默的声音被听见，便是让微小的期待有了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