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英思

 

　　李宗仁是中国国民党“桂系”首领，抗战名将，曾官至中华民国代总统，然而就在他家族的亲戚里，在近100年前就有两个早期共产党员。

 

　　1926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在国共合作和共产党发动各界特别是工农群众后，取得节节胜利。蒋介石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对共产党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的能力愈发惧怕，开始明目张胆背叛革命，解散工农革命组织，残杀共产党人。1927年春，李宗仁不愿意看到国民党政权失败，特别是为共产党所取代，认为“‘清党’势在必行”，所以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血腥大屠杀，与蒋介石在上海策划反共的同时，还令黄绍竑致电广西，布置“清党”反共。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两个加入共产党的表弟也因此受难。他后来在回忆录中不无惋惜地说：“其实，广西当时共产党甚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只有少数左倾分子，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谁知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竟将这些左倾的省委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共产党也被捕杀。在桂林县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的表弟李珍凤也被杀。珍凤是我外婆外家的侄孙，其父为有名的廪生，居住两江圩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珍凤短小精悍，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说是个有为的青年。北伐前曾随我去广州，大概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次，他竟大胆对我说：‘表哥，中国20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其胞兄李血泪，早年曾任梧州市党部执行委员，抗战末期在重庆，以共产党嫌疑被特务头目戴笠所囚，后来还是我把他保了出来。”

 

　　桂林革命的播火者李征凤

 

　　颇获李宗仁喜欢的表弟“李珍凤”，系从英文版翻译所误，其名字实际叫李征凤，出生于1902年8月。李征凤是桂林现代史上杰出的革命先驱者，同时是桂林第一个中共党员和第一个中共桂林地方组织的主要创建人。

 

　　李征凤生长在一个贫苦大家庭里，有7个姑母、1个叔父，全家人靠佃田来种艰难为生。由于家境贫寒，其父发愤读书，虽考上秀才，但数次考举人不第，转而充私塾教师，后到桂林城居住。从满清时代教大馆起，一直到民国时期仍在中学教书，数十年都当一名讲郎。他是李宗仁的表舅，李宗仁进陆军小学和毕业后在桂林桂山中学等校任体操教员时，均得到表舅的照顾。故李宗仁发迹后，委任已70余岁的李征凤父亲任永福县长和桂林统税局长，但因不会做官，被白崇禧撤掉。李征凤一家靠父亲教馆和后来做桂林统税局长的薪俸维持，家境并不富裕。

 

　　读了几年私塾后，1914年，12岁的李征凤跟哥哥李文钊一起考入临桂四乡中学。他在同学中年龄最小，但博览群书，对唐诗宋词爱不释手。李征凤勤于强身健体，朝练八段锦，晚练达摩剑，练出了一副好体魄。

 

　　1917年，李征凤以优异成绩考进桂林的广西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系。次年，他参加桂林各校进步学生发起成立的桂林学生爱国会，成为会中的活跃分子。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桂林学生爱国会立即响应。李征凤组织法专学生宣传队，到街头巷尾向市民宣传。他进入戏园，在演戏开始前作演讲。法专学生成立剧团，由李征凤联系，借慈善会的舞台演出以反对日本侵略和拯救中国危机为主题的话剧《朝鲜亡国痛史》。

 

　　1919年6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上海成立，桂林学生爱国会改组为桂林学生联合会，李征凤当选为干事。在全民抵制仇货即日货运动中，学联与桂林商会商订了抵制办法，布置各校学生会组织检查队。李征凤是法专学生检查队的领队之一，经常率领队员去检查，有时深夜还到下关船舶入口处盘查，与其他学校检查队协同配合，截获了不少仇货，当众焚毁。有些奸商拒绝检查，有两家大商号还唆使店里伙计同学生检查队发生冲突，进而向法院诬告学生破坏营业。李征凤和学联其他负责人组织各校学生到法院门前示威抗议，使法院不得不请学联代表入座谈判，商家最后向学联道歉，并保证不再销售仇货。

 

　　李征凤还参与发起组织法专校友会，团结更多学友参加学联活动。学联出版的《会刊》辟有“文艺园地”专栏，他积极投稿，写诗著文，抨击封建迷信思想。

 

　　李征凤从法专毕业后，与李文钊及谢铁民、粟丰等数十名志同道合的学友组织新中国学社。学社以结合同志、砥砺身心、研究学术、参加救国运动为主旨，以平等、博爱、互助、自由为信条，以吸烟、酗酒、赌博、宿娼为禁例。学社社名寄寓了社友的远大追求，创办有半月刊社刊，介绍各种新思潮，发表社员的文艺作品，同时开办补习学校，设置文娱活动场所和图书阅览室。学社提倡自食其力，办有缝纫、印刷等劳动小组。学社成员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思想深受启迪。李征凤担任补习学校的国文和英文教师，主持社刊编辑，期间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西方哲学家的一些名著，初步接触了共产主义学说。

 

　　1922年12月，孙中山率师北伐驻节桂林。李征凤和李文钊等作为桂林学界团体代表团成员参加迎接工作，聆听了孙中山“知难行易”的演说。他们还谒见孙中山，得到鼓励和教诲。孙中山劝导他们：“你们想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最好先从研究俄国革命起。”此后，李征凤和社友们注意对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学社成为广西本土知识青年研究社会主义最早的一个团体。

 

　　1923年冬，李征凤离开桂林到北平求学。因经费不济，他以旁听生附读于北京大学，半年后南下上海，1924年夏进入由共产党人掌握的上海大学学习。该校总务长是共产党人邓中夏，一批共产党人和学者，如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陈望道等在校内任职从教。学校设有马克思主义课程，有中共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学生思想活跃。李征凤除了学好功课外，还和同学举办民众夜校和夏令讲习班。得到校内共产党员的言传身教和环境熏陶，他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秋，李征凤离开上海转至广州。同年冬，他经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回广西工作。在梧州，他见到了中共梧州党组织领导人龙启炎、钟山等，并经粟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党组织派他回桂林开展工作，他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桂林县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代理宣传部长。

 

　　李征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26年1月21日，桂林举行各界群众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大会，李征凤致悼词。他介绍了列宁的理论与丰功伟绩，阐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重大意义。

 

　　2月初，李征凤创办并主编《革命周刊》。他在创刊词中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潮流势不可挡。该刊几乎每期都有他撰写的文章，如《告工农》《告妇女》《告青年》等社论及《眼前最重要的工作》等。他倡议出版县党部机关报桂林《民国日报》得到通过，并出任总编辑，每天都写一两篇社论或论文。他向主编《教育日报》的裴邦焘建议增加宣传革命道理内容，面向青年学生，得到了采纳。

 

　　李征凤很注重做工农运动工作。他在《告工农》中热情讴歌“工农是反抗帝国主义及一切恶势力的最有力者，是民众的中坚，是革命的先锋”“非结合民众不能讲革命，尤非团结起工农阶级来合力革命，不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他常到一些行业作坊或城郊菜圃，同工人、农民交谈，给他们讲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并培养了一批工人骨干。因工作出色，他被推选为工人代表，1926年5月到广州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李征凤十分关心妇女运动。他猛烈抨击封建纲常礼教，向女同胞疾呼，“要知道自身是处于重重压迫之下……有奋起革命的必要……不先革命是没有办法的”。呼吁女同胞“拿出坚决的精神和强毅的态度，与恶势力及反革命者斗争”。在他帮助下，桂林妇女解放协会成立了。他利用报刊，为遭受虐待和侮辱的女同胞伸张正义，免费为女同胞刊登离婚启事。

 

　　李征凤注意团结和争取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工作。当时，国民党桂林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席李任仁、常务委员裴邦焘拥护国共合作，奉行革命政策。李征凤很尊重他们，也深得他们的信赖，李任仁邀请他到三中讲革命道理和青年修养问题等。县党部执行委员以及职员中一些较早加入国民党的人，是李征凤的旧时好友，他在共事中很注意与他们共进共勉，经培养，有的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秋，中共桂林县支部成立，李征凤为支部干事会书记，是桂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在党组织领导下，桂林各种民众运动日益高涨。1927年4月，新桂系追随蒋介石反共“清党”。6月初，桂林区“清党”头目以“约请开会”为名，诱捕了李征凤。

 

　　李征凤身陷囹圄，但镇定坚强。反动派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要他供出组织，都遭到严词拒绝。他在狱中每日吟诗练字，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对反动派并不抱丝毫幻想，毅然写下了绝命书，勉励弟妹和朋友不畏强暴，继续革命。当年10月，反动派将他杀害，李征凤牺牲时年仅25岁。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李文钊

 

　　李文钊，又名李血泪，出生于1899年2月，是李征凤的胞兄，自幼受严格的封建家庭教育，死读“四书五经”，但性聪敏，只读了一年初小和一年高小，16岁便从桂林中学毕业。因无钱到外地升学，选择在本地的广西省立法专念书。

 

　　他读中学时，教师们素养高，有的做过国会议员，教史地的是留日的，教理化的是留英的，在法专受教伦理学的李任仁和教法学通论的魏道昌影响，李文钊不仅学业出色，从事学生活动也非常活跃，并创议组织法专校友会，当选会长。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广西的学生很快融入当时的爱国热潮，李文钊先后被选为广西学生爱国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正、副会长，在学联领导下出版学生日刊，宣传新思潮，提倡新文化。

 

　　随着运动的深入，李文钊和李征风团结各校优秀同学，组织了新中国学社，李文钊被推选为社长。他们大胆地将一所县文庙改为社址，这在当时是惊人的。后来，学社的大部分社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桂林支部的中坚人物，在国民党反动派“清党”中牺牲。

 

　　李文钊从法专毕业，进入桂林地方法院任书记官长，不久升任推事。1921年孙中山会师桂林，准备北伐，因陈炯明叛变，率师回粤，旧势力桂林自治军乘机入城。李文钊离开桂林赴粤，寄居于广州西南通讯社，期间与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有接触，并积极引导他们对社会主义作深入探讨。

 

　　1922年，李文钊回到梧州，先后任《南华晨报》《新中国日报》总编辑，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开展工会工作。1924年国民党改组，实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他奉派参加筹组国民党中央直辖梧州特别市党部工作，并担任广西工会筹委会委员长，常来往于梧州与广州之间。

 

　　1925年3月，李文钊作为广西国民党代表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文书股长，兼代副秘书长，同大会主席团成员赵世炎、大会文书股副股长邓颖超等一起工作，与中共党员的接触更为频繁。广西同乡黄日葵每日会后与李文钊讨论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经过两个月的接触、研究，李文钊在思想上确定了科学社会主义信念，经黄日葵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用的名字叫李血泪。李文钊回桂，途经广州时参加中共广东区积极分子会议，多次听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等人的报告。回到梧州后，除参加中共梧州支部的工作，还被推举为各界对外协会主席。他进行了清除工会中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被迫离开梧州。

 

　　1925年4月，国民党梧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梧州市党部，这是国民党改组后广西第一个国民党党部，李文钊是9名执行委员之一，兼组织部长和《梧州民国日报》主编。5月，他积极组织开展“五卅”反帝活动，赴上海慰问被害同胞家属。6月，他抓住广西联合总工会与梧州地方实力派发生矛盾激化的机遇，积极做好工人的工作，巩固工会组织。10月，广西妇女联合会在梧州成立，他受聘任该会顾问。

 

　　当年秋天，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梧州建立党的组织。区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秘密来到梧州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在梧州大同酒店召集龙启炎、李文钊等人开会。10月中共梧州支部成立，代号“五枝竹”，由3人组成干事会，李文钊任宣传干事，支部直接由广东区委领导。

 

　　中共梧州支部建立后，党组织迅速发展，同年底在梧州建立了广西第一个地委——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梧州支部、梧州地委的建立，对发展广西党的队伍，帮助建立广西各地党的组织，起到了积极作用，使广西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坚强的组织和领导者。1925年冬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改组，7名执委中有中共党员5名、国民党左派1名、工会干部1名，李文钊当选为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革命势力占主导地位。

 

　　1926年1月底，上海大学建筑校舍募捐团在梧州招待各团体，李文钊以梧州工会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出席并作演讲，倡议给予这个革命的大本营、大学校帮助。

 

　　2月，在梧州各界援助省港罢工周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周宣传和筹款活动，获得各界募捐款汇穗接济罢工工友，并派李文钊等携带锦旗赴穗慰问。

 

　　3月，李文钊作为国民党梧州市党部代表和梧州宣传员养成所所长杨文昭赴广东，向广州农讲所所长毛泽东汇报有关农讲所在梧州招生的情况。毛泽东根据汇报，3月30日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报告了广西事宜，提出之前议决在梧州宣传员养成所选送学生30名，“而广西农民运动宜从梧州附近各县着手”应作更改。会议据此明确指出，广州农讲所在广西招收40名学员，其中由梧州市党部从梧州附近各县及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学员中考选30名，其余10名由广西各地选送。

 

　　进入4月，李文钊遭受一起诬陷。起因是一天傍晚，病休的苍梧县立女子师范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的谢志道，与该校女教师徐淑芳在操场散步，碰上来探病的李文钊。三人边走边谈，到北山公园凉亭刚坐下，县警察局的警察便诬说他们通奸，将三人拘捕。梧州市党部为此召开委员会议，提出强烈抗议，工人、学生也纷纷示威游行。在梧州各界群众的压力下，梧州警察局将三人释放，并放鞭炮赔礼道歉。但苍梧县长严海峰指使女师当局开除谢志道学籍，李文钊被迫离开梧州，经国民党省党部推荐赴苏留学。

 

　　1925年底，由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组织，中国各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103人及进步青年15人，首批辗转出国，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学习。他们中，有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乌兰夫、张锡瑗、陈绍禹(王明)等，包括蒋介石的儿子、当时北京地区共青团员蒋经国，接着，留法勤工俭学的邓小平、傅钟等转入。1926年，又有重庆的杨尚昆等入校学习，中国学生总数达310人。这些学生中，有当时国民党高层子女亲属及一批国民党青年，如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以及李文钊，黄埔军校学生贺衷寒、郑介民等。李文钊成为校内学生公社主席。

 

　　1929年，李文钊学成归国。时值国内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时期，他奉派去汉口，住在李宗义家里。李宗仁通过李宗义转告，要李文钊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才能保证他在汉口工作和安全。李文钊拒绝了，半夜不辞而别乘船前往上海，因找不到组织，就此脱离了党组织。在上海，他编撰了《中国社会发展简史》和《经济地理》，靠稿费维持生活，后任南京《中国日报》主笔和《南方杂志》编委。1931年，经上海国货公司襄理、留苏同学刘仲容聘请，任公司秘书。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李文钊辗转回广西，因李宗仁而任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宣传科长，不久改任秘书。他主编《创进月刊》，成立巡回游艺演讲团并任团长。

 

　　1936年，新桂系发起反蒋“六—运动”，李文钊奉派率领广西抗日请愿团参加京沪学生请愿运动时，被特务逮捕到南京监禁，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才获释。

 

　　李文钊这次回到广西，任五路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国防艺术社社长。广西当局正组织学生军赴第五战区服务，他不仅将一批学生军队员调入国防艺术社，而且作词《广西学生军军歌》，歌词激昂。在桂林民众欢送下，280名学生军成员齐声唱着这首歌奔赴抗日战场，后来有45人投入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建设广西的重要干部力量。

 

　　国防艺术社是一个综合性文艺团体，有戏剧部、美术部、音乐部、电影部，编辑出版《战时艺术》半月刊。到社里工作过的著名导演、演员、艺术家荟萃。李文钊组织演出了大量抗日爱国进步话剧。

 

　　李文钊由于进步活动，加之个性耿直，1937年冬被以亲共嫌疑拘捕。政治部派人暂代社务，但无法推进工作，直到1938年他出狱后才得以重振。李文钊成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与全国各地疏散到桂林的文艺界人土艾青、舒群、夏衍、王鲁彦等，组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并任常务理事，又与王鲁彦、艾芜、田汉、欧阳予倩等，组织剧协桂林分会和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撰写了大量有关戏剧艺术方面的文章。为成立新中国剧社和筹措演出，李文钊把房子和妻子的金手镯都卖了。他主编的《战时艺术》半月刊和《诗创作》，很受青年喜爱。时文化界在桂林开展活动，经常请广西人士参加，很多时候是由李文钊作代表出席。正因为李文钊等的努力，从上海、南京、武汉、香港等地撤到桂林的文艺工作者和演剧团队都得到联系，互相合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一时间桂林成为战时文化城。

 

　　1943年，因遭到顽固派非议，李文钊被免去国防艺术社社长职务，调任总政治部设计委员，后任五路军总部参议等闲职。恰值李宗仁因母忧回桂，而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需要开展慰问伤兵工作，遂介绍李文钊充任少将副处长。

 

　　抗战胜利后，李文钊到重庆，任第五战区司令部重庆留守处处长，先后加入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民主同盟，同时担任重庆文协理事，参加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斗争。1946年任西南学院训导长，主编不定期刊物《团结》等，常与中共地方负责人吴玉章、张友渔等联系，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他的住所成了青年聚会的场所。

 

　　1947年3月9日，周恩来致刘晓、钱瑛通知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活动分子转移的电文里，对通知罗永晔转移专门交代，“西南学院可通过李文钊或马哲民”。6月1日，为防止学运日影响，重庆军警宪特包围各大学，抓走进步教授和学生300余人，李文钊再次被捕。他和30多名所谓的严重分子，被关进磁器口“中美合作社”。家里得知消息，急电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营救，重庆行辕才将关了9个月的李文钊交保释放。

 

　　李文钊出狱时，局势日趋紧张，中共代表团已撤走，《新华日报》公开机关早已经撤离，民盟也已宣布停止活动。在重庆难以立足，他来到国防部演剧十二队，由几个进步人士开具证明他是本队少校编导，要返里省亲，当晚由队员穿上国民党军衣护送上离渝的轮船。

 

　　李文钊平安回到桂林，与一些大中学生和教师接触，逐渐形成了每周固定的时事座谈会，轮流由西大、艺专、女师、松坡等校师生参加，同时还创办地下刊物《团结》。1949年春，他写信给表兄李宗仁说：“40年来，我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思想上不可调和的距离。”当解放军进军广西，省保安司令部要抓人时，李文钊深夜获悉，立即按李济深之意撤离赴香港，与留港的广西籍人士数十人联名发表《告广西军政工作人员暨全省同胞书》，并宣告脱离新桂系营垒，靠拢人民。之后辗转北上到北京，民革、民盟中央先后委任他为广西民革和民盟的筹委。

 

　　1950年初，张云逸赴京开会，约李文钊回广西工作。回到桂林，李文钊被聘为广西大学教授，兼民革广西省筹委会委员、广西省戏改会副主任等职。1954年，高校院系调整，他调任省文史馆委员。1969年，李文钊在桂林逝世，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