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色

　　凡一平是都安瑶族自治县走出来的作家。他从18岁在《诗刊》发表诗歌《一个小学教师之死》后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出版了10部长篇小说和13部中短篇小说集。2024年8月，他凭借中短篇小说集《山岭恋人》荣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凡一平的目光是文学的犁铧，深耕故乡厚土；是燃烧的火光，温暖世道人心；是智慧的桥梁，接通和融合跨界的多元文化；是振奋的翅膀，飞跃传统藩篱。这四重目光的交响，奏响了一曲深沉而辽阔的文学乐章。

　　以故乡厚土为源，凸显魂牵梦萦的“寻根之眼”

　　凡一平在《文艺报》撰文：“数年来，我每年都回上岭，那不仅是我创作的源泉和宝藏，还是我的生命的根，是我底气和元气的所在。”这是凡一平创作的“寻根之眼”。他的文字如同精密的织机，将断裂的时光纱线重新编织成锦绣。

　　注重聚焦故土，建构文学王国，这是凡一平自觉转向故乡寻觅创作灵感的关键一招。上岭村之于凡一平，如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是其安放漂泊灵魂的地方。2016年以来，他的创作几乎离不开上岭，使得“上岭”早已不仅是地理名词，更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他的《上岭村编年史》《上岭村的谋杀》《蝉声唱》《四季书》等作品，都将故事植根于这片桂西北的土地。这里的山川河流、方言俚语、风俗习惯不仅是背景，更是叙事的动力和角色本身，赋予了作品不可复制的“在地性”和真实感。

　　记忆挖掘，激活历史脉络，是凡一平“寻根之眼”的另一个笔耕内容。他的笔触深入桂西北独特的人文肌理，描绘了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在《扑克》等作品中，那些方言俚语、独特的人际交往方式，都不仅仅是风情展示，而是人物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凡一平通过书写这些文化密码，保存并传播了一种即将被现代化浪潮稀释的民间智慧和精神传统。

　　更为深刻的是，凡一平的“寻根之眼”既向后看，也向前看。这种寻找不是为了复刻过去，而是为了理解现在、启示未来。他将一个具体的地理故乡，升华为关于精神原乡的普遍隐喻。他的上岭村叙事，被视为对当代中国“新乡土”的一种文学介入，关注传统乡土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变迁及人们的精神需求，使乡土书写具有深刻的当代性和现实关怀。

　　以挖掘人性为本，凸显温情和善的“关爱之眼”

　　文学即是人学。凡一平坦言：“我十六岁以前生长在上岭，是钓鱼和捉鳝的高手，这过往的经历决定了小说的主要人物，但根本的人物还是上岭人，我的乡亲们。”

　　凡一平的“关爱之眼”体现在面对困境如何彰显人性的高贵上。他善于将人物置于极致的道德困境中。《顶牛爷百岁史》中的九个短篇，塑造了顶牛爷樊宝笛这个“与中国百年同行而富有传奇色彩、顶天立地的形象”。他贫穷不缺勤劳，倔强却不损人，固执不失宽厚，体现了上岭人的精神品格。在《上岭恋人》中，昔日恋人遗赠给年近七旬的韦妹莲巨款，条件仅是让她承认还爱着他，她最终选择拒绝，守护了爱的真实与尊严。在《上岭说客》中，韦四的能言善辩成为化解乡村矛盾的润滑剂，这个人物身上既有壮族“寨老”传统的智慧，又有现代协商民主的影子，探讨了乡土中国如何激活内生治理资源。

　　他的“关爱之眼”也传递着关注苦难温情的声音。在《上岭裁缝》中，裁缝樊加雨因自身患先天绝症，隐忍克制了对覃秀容的感情，最终将手艺和工具传予对方，这种克制的深情体现了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我们的师傅》中的韦建邦虽是教授偷盗的“贼师傅”，但他认为这是让徒弟们活下去的本领，他更多地培育了徒弟们的精神，最终使他们放弃偷盗，过上了另一种人生。

　　尤为可贵的是，“关爱之眼”的关注超越苦难，点亮人性希望。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在苦难中找到救赎之路。《上岭村编年史》中的唐文武，在躲债过程中最终选择直面困境，完成自我重建。凡一平也曾谈到，回归乡土写作使他“解放了，得救了”，这种救赎感也投射到人物身上。他使读者相信，“善与仁，永远是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即便经历困厄，人性中的善良与仁爱终能引领人们超越苦难。

　　以共建精神家园为怀，凸显和和美美的“共融之眼”

　　作为壮族作家，凡一平的“共融之眼”是调色盘，调和不同文化的色彩；是翻译器，转译不同群体的心声；更是彩虹桥，连接起追求和和美美的文学力量。这双眼睛在差异中寻找共鸣，在多元中构建和谐。

　　聚焦超越界限，探照普遍人性，是凡一平“共融之眼”的大爱。他笔下的人物，无论何种民族，都共享着爱、尊严、牺牲、救赎等共通情感与困境。在《四季书》中，他通过韦正年“至善至义、坎坷而中正的一生”，书写了跨越民族界限的人性叙事。《上岭产婆》中的韦美琴没有亲生孩子，葬礼上却有许多亲手接生的孩子为她披麻戴孝、哭喊妈妈，展现了超越血缘的人间大爱。这种情怀使作品既有鲜明民族特色，又有普遍的人性关怀。

　　聚焦文化交融，呈现共生智慧，是“共融之眼”的多元体现。他笔下的上岭村是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现场。他并非进行猎奇式书写，而是将壮、瑶、汉等民族的生活智慧自然地融入日常叙事，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呈现，正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生动的文学诠释。

　　聚焦精神共建，凸显共享发展成果的远景。凡一平的故事内核，常基于乡土社会多民族长期共处形成的共享伦理和情感联结。共享的伦理尺度、共同的情感共鸣、共同面对的困境与选择，以及共荣的未来图景——在他的叙事中，发展的出路在于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和相互扶持，这正是“共生共建、共乐共荣”的直接体现。

　　以求变求新为翼，凸显与时俱进的“创新之眼”

　　“智者顺时而谋，慧者借机而行。文化需创新滋养，时代赖智慧前行。”凡一平坦言，创新是小说家的追求。他的创新之眼，是园丁的嫁接刀，让传统老树发出新枝；是建筑师的蓝图，在文学地基上构筑现代殿堂；更是航海家的罗盘，在艺术海洋中开辟新航线。

　　凡一平的“创新之眼”首先体现在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的跨界融合上。他巧妙地将侦探、悬疑等类型文学元素融入乡土叙事。例如，《上岭村的谋杀》以谋杀案为叙事引擎，通过寻找凶手的过程，层层揭开村庄的秘密和人性真相，既抓住了读者的好奇心，也深刻呈现了乡土社会的复杂面貌。他“常以机智、幽默乃至调侃的语调表达庄重的主题，步步引人深入他创造的文学世界”。

　　其次，体现在叙事结构的多维重构上。在《四季书》中，他不再沿用线性结构，而是选取主人公韦正年生命中的重要年份，以四个季节、四个章节对应“生、自由、爱与死”四大人生要素，使叙事更富象征意义和跳跃性。在《上岭村词典》中，他借鉴词典形式，以词条为单元构建叙事，各词条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共同组成完整的乡土生活图景。

　　其三，体现在“文学—影视”的双向赋能上。凡一平是较早成功实现“影视化”的作家之一，作品《寻枪》《理发师》等被改编成电影，广受欢迎。他积极拥抱影视艺术，将蒙太奇思维、画面感和节奏感反哺文学创作，使小说叙事更具画面冲击力和戏剧性；同时又以文学的深厚内涵提升影视剧本的品格。这种跨媒介的创造性转化，是其“创新之眼”最具时代特色的体现。